目錄
前言
人權無邊界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薩利爾‧賽迪（Salil Shetty）
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會威脅到所有地方的公正。我們都落在相互關聯無可逃遁的網裡，由命運將我們結為一體。對一個人的直接影響，會間接影響到所有人。
1963 年 4 月 16 日，美國的馬丁‧路德‧金在《伯明罕獄中來信》中寫道
2012 年 10 月 9 日，15 歲的馬拉拉‧尤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在巴基斯坦遭到塔利班槍手襲擊，頭部中彈。她的“罪行”是宣導女童受教育的權利，她以博客作為媒介。2010 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行動在中東和北非各地引發廣泛抗議。像他一樣，馬拉拉的決心所產生的影響，遠遠超越了巴基斯坦的邊界。人的勇氣和苦難，與不受邊界約束的社交媒體力量結合，改變了我們對人權、平等和正義鬥爭的理解，甚至導致圍繞主權和人權方面的話語發生顯著改變。
各地的人冒著極大的個人危險走上街頭，並進入數碼領域，來揭露政府和其他有權勢者的鎮壓和暴力行為。他們通過博客、其他社交媒體和傳統新聞媒體，來保持對穆罕默德的紀念，繼續馬拉拉的夢想，從而創造了一種國際團結感。
這樣的勇氣，加上我們表達對自由、正義和權利的深切渴望，驚動了當權者。支持抗議壓迫和歧視的人的言辭，與許多政府的行動形成鮮明對比，這些政府鎮壓和平抗議，並急切試圖控制數碼領域，尤其是在該領域重新建立起國家邊界。
當那些堅持並濫用“主權”概念的當權者認識到，人們有潛力來拆除統治架構，並揭露他們為維持統治而使用的鎮壓和造謠手段時，這對他們意味著什麼？當權者設立的經濟、政治和貿易體制經常導致人權侵犯，例如，武器貿易摧毀生命，但受到政府維護，這些政府要麼用武器來鎮壓本國人民，要麼從武器貿易中獲利，而他們的辯護理由是主權。
主權和團結
在爭取自由、權利和平等時，我們需要重新考慮主權問題。主權的力量應該 — 而且能夠 — 來自掌握自身命運的行動，例如擺脫殖民統治或鄰國強權的國家，或通過人民運動推翻壓迫和腐敗政權的國家，這是良好的主權力量。要保持這種主權良性，並防止其出現煽動利用的一面 ，我們需要重新界定主權，並認識到全球團結和全球責任。我們是世界公民。我們關心是因為我們可獲得資
訊，而且能選擇不受束縛。
國家經常聲稱享有主權，並將主權等同於不受外界干預地控制內部事務，這樣他們可以隨心所欲。他們作出這樣的主權聲明，而無論該聲明是多麼似是而非，意圖總是掩蓋或否認大規模謀殺、種族滅絕、壓迫、腐敗、饑餓或基於性別的迫害情況。
但那些濫用權力和特權的人，無法再掩蓋這種侵害行為。人們用手機記錄和上傳錄像，即時揭露侵犯人權的現實，並暴露出隱藏在虛偽言辭和自私的辯護理由後面的真相。同樣地，公司和其他有影響力的私人行為體更易受到審查，因為當他們做出不當或犯罪行為時，他們越來越難以隱藏這些行為的後果。
制約我們工作的人權框架，假定主權的存在，但並非一定要維護主權，尤其是在“保護的責任”這一概念得到確定之後，該概念在 2005 年聯合國世界首腦會議上被商定，此後多次得到重新確認。原因顯而易見，我們僅在 2012 年就能發現足夠證據，說明一些政府侵犯其管轄下人民的權利。
人權保護的一個關鍵要素是所有人都免遭暴力；另一個關鍵要素，是嚴格限制國家干涉我們的私人和家庭生活的能力，這包括保護我們的言論、結社和良心自由，還包括不干涉我們的身體以及我們如何使用身體 — 我們在生殖方面的決定，在性和性別身份上的選擇，以及我們如何穿著打扮。
在 2012 年初的幾天，柬埔寨首都金邊的 300 戶家庭無家可歸，此前他們被暴力遷離他們的居民區。僅在幾周後，600 名巴西人在聖保羅州（São Paulo）的賓西林赫（Pinheirinho）貧民窟遭到同樣命運。3 月，21 人在牙買加的一輪警察開槍事件中喪生；亞塞拜疆的音樂人被毆打、逮捕，在拘留期間遭受酷刑；馬里在首都巴馬科（Bamako）發生政變後陷入危機。
此類情況繼續發生：尼日利亞發生更多的強迫搬遷事件；記者在索馬里、墨西哥和其他地區遇害；婦女在家中、街頭或當她們行使抗議權利時，遭到強姦或性侵；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者和雙性人群體被禁止慶祝驕傲節，他們的成員遭到毆打；人權活動人士遭到謀殺，或因捏造的指控而被判入獄。9 月，日本在 15 年多以來第一次處決了一名婦女。11 月，以色列/加沙
衝突再度升級，而隨著盧旺達支持的武裝團體“3 月 23 日運動”（M23）進軍剛果民主共和國北基伍省（North Kivu）的省會，數萬名平民逃離家園。
然後還有敘利亞，在年底時，聯合國稱死亡人數達到 6 萬，而且數字仍在上升。
未能保護
在過去幾十年中，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的概念日益緊密聯繫在一起，該概念太過經常地被用來作為違背人權的行為辯護。在國內，有權有勢者稱只有他們才能作出有關其管轄下人民生活的決定。
與他父親以前一樣，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使用敘利亞軍隊和保安部隊，來鎮壓那些要求他下台的人民，從而維持統治。但有一個關鍵不同之處。當 1982 年發生哈馬（Hama）屠殺事件時，國際特赦組織和其他方面爭取讓人們注意發生的事件，並孜孜不倦地致力於制止屠殺，但外界基本上沒有注意到大規模屠殺事件。相比之下，在過去兩年中，敘利亞勇敢的博客作者和
活動人士能直接告訴世界他們在自己國家的遭遇，這甚至與發生的事件同步進行。
雖然死亡人數不斷增加，而且出現充足罪證，但聯合國安理會再度未能採取行動來保護平民。在將近兩年中，敘利亞軍事和保安部隊進行不區分目標的襲擊，並對他們認為是支持反叛者的人實施拘留、酷刑和殺害。國際特赦組織的一份報告記錄了 31 種不同形式的酷刑和其他虐待方式。反對派武裝團體也實施了即決處決和酷刑，但規模較小。一些國家，尤其是俄羅斯和中國，為聯合
國安理會的無所作為進行辯護，稱這是尊重國家主權。
有種看法認為，當一些政府及其保安部隊襲擊本國人民時，其他國家或國際社會都不應採取果斷行動來保護平民，除非他們能從中受益，這種看法是不能被接受的。無論我們是談論 1994 年的盧旺達種族滅絕，還是泰米爾人Tamils）在 2009 年被圍進斯里蘭卡北部致命的“非交戰區”時數萬人的死亡事件，還是朝鮮人民持續遭受的饑餓或者敘利亞的衝突，以尊重國家主權為名而無所作為
都是不可原諒的。
歸根結底，國家有責任維護其領土上人民的權利。沒有任何相信正義和人權的人會說，目前主權以任何形式使這些理念受益，他們只會說這些理念沒有得到實現。
國家一方面聲稱享有絕對主權，一方面將注意力集中於國家安全，而不是人權或人民安全，現在確實應該挑戰這種有害現象，讓我們不再容忍藉口。國際社會現在應加緊行動，並重新界定其保護全球所有公民的責任。
我們的國家有責任尊重、保護和落實我們的權利，但許多國家沒有履行這些責任，他們也沒有始終如一。雖然人權運動在過去幾十年中取得一些成功 — 從良心犯獲釋到全球禁止酷刑和設立國際刑事法院，但這種對主權概念的歪曲，意味著數十億人仍未得到保護。
監護或者掠奪
在過去幾十年中，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之一是在世界各地原住民受到的待遇。世界各地原住民社區共有的一個關鍵價值觀，就是他們不承認“擁有”土地這個概念，他們傳統上認為自己是其生活土地上的監護人。他們為不承認擁有不動產的概念，而付出沉重代價。原住民居住的許多土地被證明具有豐富資源，所以那些本應保護他們權利的政府，就為“主權國家”侵佔土地，然後進行出售和
租賃，或允許土地遭受他人掠奪。
社區作為土地及其資源的監護人，其價值沒有得到國家和公司的尊重，國家和公司還進入這些地區，迫使原住民社區流離失所，並奪取土地所有權或與此相關的礦產權。
在巴拉圭，2012 年對於薩胡亞瑪夏（Sawhoyamaxa）原住民社區來說，與過去 20 年一樣；雖然美洲國家人權法院在 2006 年作出裁決，承認他們擁有其土地的權利，但他們仍然從自己的傳統土地上被迫遷。在更北的地區，加拿大數十個第一民族社區繼續反對一項提案，該提案要求建立一條穿越他們傳統土地的管道，來連接阿爾伯塔省的油砂礦和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海岸。
政府現在本應向原住民社區學習，來重新考慮其與自然資源的關係，但全世界的原住民社區都遭到圍攻。
這種毀壞尤其令人不安的一面是，國家和公司行為體對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的無視程度。該《宣言》明確要求國家，確保原住民充分有效地參與一切和他們相關的事務。當原住民權利活動人士試圖保衛他們的社區和土地時，他們面臨暴力甚至謀殺。
此類歧視、邊緣化和暴力手段不僅限於美洲，而是從菲律賓到納米比亞，在全球各地都有所發生。在納米比亞，桑人（San）、歐瓦辛巴人（Ovahimba）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兒童在 2012 年面臨多重障礙，被阻止接受教育的機會。歐瓦辛巴兒童在奧普沃地區（Opuwo）的情況尤其如此，他們被迫剪髮，而且不能穿傳統服裝，以便能夠去公立學校上學。
金錢和人員的流動
資源競爭僅僅是全球化世界中的一個要素，另一要素是資本跨越邊界和海洋流入有權勢者的腰包。是的，全球化為一些人帶來經濟增長和繁榮，但原住民的經歷與其他社區相同，他們看著政府和公司從他們居住的土地上受益，但他們卻忍饑挨餓。
例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雖然許多國家的經濟出現顯著增長，但千百萬人繼續生活在威脅生命的貧困中。兩個關鍵原因仍是腐敗和資本流到非洲以外的避稅港。該區域豐富的礦產資源繼續促成公司和政界人士之間達成交易，雙方都獲利，但有人付出代價。由於特許權協議缺乏透明性，而且完全缺乏問責性，因此公司股東和政界人士獲得不義之財，而那些勞力被剝削、土地被破壞、權利遭侵犯的人則遭受苦難，他們基本上無法尋求正義。
資本自由流動的另一個例子，是世界各地的移徙工作者向家中匯款。世界銀行稱，發展中國家移徙工作者的匯款數量，是國際發展正式援助資金的 3 倍之多。但在 2012 年，這些移徙工作者經常沒有得到本國和移居國的足夠保護。
例如，尼泊爾的招聘機構在 2012 年仍販運移徙工作者，進行剝削和強迫勞動，他們還收取高於政府規定限額的費用，迫使工作者借取巨額高利貸。招聘者在工作條款和條件方面欺騙許多移徙者，但違反尼泊爾法律的招聘機構很少受到處罰。法律幾乎僅是在口頭上維護婦女的權利，一個例子是，政府在 8 月禁止 30 歲以下的婦女前往科威特、卡塔爾、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從事家務工
作，這是由於在這些國家出現關於性侵害和其他身體虐待的申訴，但該禁令可能增加婦女面臨的風險，因為她們現在被迫通過非正規渠道來尋找工作。政府的行動本應是為婦女爭取安全的工作環境。
在人們離開後，他們的國家稱，因為移徙工作者不再生活在其領土上，所以國家不承擔任何責任；而移居國則稱，由於他們不是該國公民，所以他們沒有任何權利。同時，聯合國《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權利公約》仍是獲得最少國家批准的人權公約，該《公約》在 1990 年開始就供各國簽署。西歐沒有任何接收移徙者的國家簽署該《公約》；其他具有大量移徙者人口的國家，例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和海灣國家，也沒有簽署《公約》。
難民處於更大的弱勢，最易遭侵害的是全球 1,200 萬無國籍人員，這相當於世界上一些大城市的人口數量，例如倫敦、拉各斯（Lagos）或里約熱內盧，他們中有約 80%是婦女，這些人得不到“主權”國家的保護，是真正的全球公民，保護他們的責任落在我們所有人的肩上。他們是履行保護責任的最好理由，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人權保護必須適用於所有人。
目前，這種保護被視為隸屬於國家主權。婦女在南蘇丹各地的難民營中遭到強姦，從肯尼亞到澳大利亞，尋求庇護者被關在拘留所或金屬板條箱中，數百人在拼命尋找安全港口時，因船隻漏水而喪生。
2012 年，運載非洲人的船隻在意大利海岸邊掙扎，但再次被阻止在歐洲安全上岸，因為國家稱其對邊界的控制神聖不可侵犯。澳大利亞政府繼續在海上攔截難民和移徙者的船隻。美國海岸警衛隊為其做法辯護：“海上攔截移徙者意味著他們可以迅速返回原籍國，而不必經過昂貴的程序，如果他們成功進入美國就需要這些程序。”在各種情況中，主權都被置於人們尋求庇護的權利之上。
每年有大約 200 人在試圖穿越沙漠進入美國時死亡，這是美國政府封堵移徙者秘密頻道措施的直接後果。即使移民數量在減少，這些死亡數字仍沒有變化。
上述例子顯示出，這是對促進生命權等人權的責任最為惡劣的背棄，這些行為與上文闡述的資本自由流動情況形成鮮明對比。與移民控制形成鮮明對比的，還有小型武器和輕型武器等常規武器越界轉移基本不受阻礙的情況。武器貿易導致數十萬人遭受傷亡、強姦並被迫逃離家園。武器貿易還和歧視與基於性別的暴力直接有關，婦女遭受更大影響。這對鞏固和平、安全、性別平等和爭取發展的工作造成深遠影響。侵害行為加劇的部分原因是，在全球都易於購買、出售、交換和運送武器的情況下，武器經常落入侵害人民的政府及其保安部隊、軍閥和犯罪團夥的手中。這是利潤豐厚的生意，每年交易額達 700 億美元，所以那些既得利益者試圖使該貿易不受監管。在本報告付印時，世界最大的武器貿易國政府將就一項武器貿易條約進行談判。我們的要求是，只要這些武器很可能將被用於犯下違反國際人道法律或嚴重違反人權法律的行為，就應禁止轉讓。
資訊的流動
這些例子顯示出的關鍵積極因素，就是我們了這些情況。半個世紀以來，國際特赦組織記錄世界各地的侵犯人權行為，並用其掌握的所有資源來試圖制止和防止侵害行為，以及保護我們的權利。全球化通訊創造的機會，是現代人權運動創始人永遠無法想像的。政府和公司越來越難以用“主權”作為藉口。
新形式的通訊在我們的生活中扎根的速度令人驚歎。互聯網域名在 1985 年創建，今天則有 25 億人使用互聯網，變化以非凡的速度進行。1989 年，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 Lee）提出了文件檢索這個互聯網要素；Hotmail 在 1996 年誕生；博客在 1999 年出現；維基百科在 2001 年被推出；臉書（Facebook）在 2004 年誕生；YouTube 在此 1 年後登陸 — 第 10 億名互聯網用戶也在這一年出現，據稱“從統計學上說可能是一名 24 歲的上海婦女”。2006 年的新事物是推特（Twitter），以及 Google 在中國受到審查的網站谷歌。至 2008 年，中國的網民人數超過了美國。在同一年中，與肯尼亞公民
記者合作的活動人士創建了一個名為“烏沙西迪”（Ushahidi）的網站，這個斯瓦希里語（Swahili）單詞的意思是“證詞”，該網站起初是記錄有關肯亞選舉後暴力活動的報告，後來發展成一個在全世界各地受到使用的平台，其任務是“將資訊民主化”。
我們生活在一個資訊豐富的世界，活動人士擁有工具，確保侵害行為無法隱藏。資訊產生了行動的必要性。我們面臨一個關鍵時刻：我們將繼續能夠獲得這些資訊，或者國家將和其他強大的行為體合謀來封堵這些資訊？國際特赦組織希望確保人人都擁有工具，來獲得和分享資訊，並在權力和主權受到濫用時對其進行挑戰。通過互聯網，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全球公民身份的模式。互聯
網創造了一個和整個主權概念及基於公民身份的權利之對應面。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用“相互關聯無可逃遁的網”和“命運將我們結為一體”這樣動人的語句所表達的含義，被他之前和之後的許多偉大思想家和維權者所贊同並提倡，我們現在應把其散佈在國際公民身份模式的結構中。“烏班圖”（Ubuntu）這個非洲概念對此表達得最清楚：“我們在，故我在。”
這是指把我們大家都聯繫在一起，而不讓邊界、牆壁、海洋、將敵人刻畫為“他者”的做法破壞我們天生的正義感和人性感。現在數碼世界將我們真正與資訊聯繫在一起。
媒介和參與
很簡單，數碼世界的開放性創造了更公平的環境，讓更多的人能獲得所需的資訊，挑戰政府和公司。這是一項鼓勵透明性和問責性的工具。資訊就是力量。互聯網擁有力量，可以為今天世界上70 億人增權益能。這項工具使我們能看到、記錄和挑戰任何地方發生的侵犯人權行為，還使我們能分享資訊，這樣我們可以通過合作來解決問題，促進人類安全和人類發展，並落實人權承諾。
與此相反的是對國家主權的濫用。這是壁壘和對資訊與通訊的控制，以及隱藏在國家保密法律和其他特權要求背後的行為。主權聲明背後的論調是，政府所做的事與他人無關，這是其自己的事務，只要政府在其邊界內行事，就不能受到挑戰，這是強權者對無權勢者採取行動。
數碼世界具有巨大的力量和無盡的可能性，而且由於技術具有價值中立性，這些可能性既可以促成尊重社會的行動，也可以促成違背人權的行動。
國際特赦組織的歷史植根於對言論自由的捍衛，引起國際特赦組織關注的是，現在又面對政府在無法控制言論自由，並決定操縱資訊渠道時採取的做法。最為明顯的是，從亞塞拜疆到突尼斯，從古巴到巴勒斯坦，博客作者都遭到起訴或騷擾，例如在越南，廣受歡迎的博客作者阮文海（Nguyen Van Hai，筆名“農民水煙筒”），“正義和真相”博客作者戴風坦（Ta Phong Tan），以及筆名為
“安巴西貢”（AnhBaSaiGon）的潘清海（Phan Thanh Hai），在 9 月因被控進行反政府“宣傳”而受到審判，他們分別被判處 12 年、10 年和 4 年徒刑，而且在獲釋後將受到 3 年到 5 年的軟禁。審判只持續了幾個小時，他們的家人因受到騷擾和拘留而無法出庭。審判被推遲了 3 次，最後一次是因為戴風坦的母親在政府辦公室外自焚身亡，她當時在抗議她女兒的遭遇。
但因為人們行使言論自由並用數碼技術挑戰當權者，而將他們監禁的做法，僅僅是政府的第一道防線。我們日益看到，國家試圖在一切數碼通訊或資訊系統周圍建立防火牆。伊朗、中國和越南都試圖建立一個系統，來使他們能繼續控制通訊和數碼領域中的資訊途徑。
更令人擔憂的是，許多國家在探索這一領域中較不明顯的控制手段，方法是大規模監視和用更巧妙的手段操縱資訊渠道。美國仍然明顯不尊重行為界限，其在世界各地進行的無人機襲擊證明了這一點。美國近期宣佈有權監視雲存儲系統中的任何資訊，這種系統是不受領土疆域限制的數碼文件櫃，很明顯，這包括那些不在美國或並非美國公民的個人和公司資訊。
這種對資訊渠道的爭奪和對通訊手段的控制剛剛開始。那麼國際社會可以採取什麼行動，來向那些在中東和北非起義期間，勇於冒著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險進行動員的人表示尊重？我們所有人可以採取什麼行動，來聲援馬拉拉和其他所有勇於挺身而出並說“夠了”的人？
我們可以要求國家確保其管轄下的所有人，都真正有渠道使用數碼世界 — 最好是通過高速和真正可負擔得起的互聯網介面，利用手機等可擕式手提設備，或是台式電腦。這樣他們將實現《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5 條所闡述的人權原則：“享受科學進步及其應用所產生的利益。”以及《世界人權宣言》第 27 條則：“人人有權自由參加社會的文化生活，享受藝術，並分享
科學進步及其產生的福利。”
真正有渠道可以使用互聯網，當然算是享受科學進步產生的福利。
多年以前，各國創建了國際郵政服務系統，該系統在各國分別設立，但互相連接，從而形成一個全球郵寄系統。人人都可以寫信、購買郵票，並將信寄到世界上幾乎任何地區。如果信沒有被送到你家門口，你可以使用留局待領郵件或普通郵寄系統，該系統可讓你指定一個收取郵件的地點。
無論郵件跨越多少邊界，都被認為具有隱私性。這種形式的通訊和資訊分享，雖然在今天看起來可能過時，但它改變了我們的通訊方式，而且是建立在假定這些通訊具有隱私權的基礎上。最為重要的是，各國承諾確保所有人都可獲得該服務。雖然許多政府肯定利用其掌控的途徑來閱讀私人郵件，但他們並未挑戰這些通訊具有隱私權的原則。在無數國家，這使人們能分享資訊和家庭與社區生活。
今天，使用互聯網非常重要，它可確保人們能通訊交流，並確保人們可獲得任何資訊。透明性、資訊渠道和參與政治辯論和決策的能力，對於建設一個尊重權利的社會來說至關重要。
政府幾乎無法採取其他行動，能為人權帶來如此迅速、強大和深遠積極的後果。
世界上每個政府都需作出決定。他們會用這項價值中立的技術來對他人重新施加強權？還是會用該技術來為人們增權益能並促進人們的自由？
互聯網出現，及後通過手機、網吧和設於學校、公共圖書館、工作場所及家中的電腦滲透全球，創造了巨大的機會，使人們更加能夠爭取他們的權利。
為未來作出的選擇
各國有機會抓住這個時機，確保其管轄下的所有人都真正有渠道能夠使用互聯網，並確保人們具有可負擔得起的互聯網服務。各國還可以支持設立更多的場所，例如圖書館和網吧，使人們可以免費或用可負擔得起的費用上網。
關鍵是各國可以確保婦女積極參與該資訊系統，從而積極參與其生活中的行動和決定，而目前只有 37%的婦女以某種方式上網。正如聯合國婦女署、英特爾公司和美國國務院所作的一份新報告所闡述的，在印度、墨西哥和烏干達等國，上網情況存在巨大的性別差異，這意味著各國必須設立系統，使人們能在家中、學校和工作場所上網，因為網吧這樣的地方對於婦女來說不切實際，特
別是由於宗教和文化原因而無法離家的婦女。各國還可以致力於消除針對婦女的社會歧視和消極成見。一名具有工程學位的婦女告訴本報告作者，她被禁止使用電腦，因為有人“擔心如果她碰電腦，電腦就會出問題”。其他傳聞證據顯示，一些丈夫禁止他們的妻子使用家中的電腦，以防她們看到不適當的性內容，這就是其中一個原因為什麼在亞塞拜疆只有 14%的婦女曾經上網，而男子的比例則是 70%。
通過承認人們有權使用互連網，各國將履行其關於言論自由和獲得資訊權的責任，但他們這樣做時必須尊重隱私權。
如果國家做不到，就可能在國內和全球將人劃分成兩個層次，一些人有機會使用爭取權利所需的工具，其他人則被遺棄。
知識、資訊和發言能力都是力量，尊重權利的國家不懼怕這種力量；尊重權利的國家幫助人們增權益能。數碼領域的無邊界性質，意味著我們都可以行使全球公民權，利用這些工具在附近的小地方促進尊重人權，並聲援那些生活在遙遠地方的人。
隨著傳統的聲援方式在網上“瘋狂傳播”，其影響力甚至更大，例如 2012 年 12 月，在國際特赦組織第 10 屆“為權利寫信”的全球寫信馬拉松活動中，數千名活動人士為 12 個人開展運動。這是世界最大的人權活動，在過去幾年中採用了電子郵件、數碼請願、短訊、傳真和推特（tweets）的形式，換來 200 萬次行動，表示聲援、提供支援和幫助那些因信念而被監禁的人獲釋。
對於國際特赦組織來說，我們從互聯網中看到徹底的承諾和重大的可能性，這正是我們的創始人彼得‧本南森（Peter Benenson）在 50 多年前所看到的 — 人們可以跨越邊界合作，為所有人爭取自由和權利。他的夢想曾被認為是我們時代一個更為出奇的狂想，為人所摒棄，但許多前良心犯因為這個夢想而享有自由和生命。我們正在創造和實現另一個夢想，一些人也會不屑一提，視之為
狂想，但在今天，國際特赦組織迎接這個挑戰，並呼籲各國認識到我們的世界已經改變，他們應為所有人創造增權益能的工具。
地區人權概況
國家人權報告
由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義工負責翻譯及校對
由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義工負責翻譯及校對